1998年，我30岁，正是提刀走在大街上，随时想“杀”一个大侠的年龄。
那年，中国的电影院正在循环地放一部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小李子嫩得像柳树上的一棵春芽。在冰冷的海水里，小屌丝杰克对露丝说，“赢到那张船票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。它把我带到了你的身边……你要答应我活下去，答应我，绝不放弃。”
然后，船沉了，人没了，生死两茫茫，传奇诞生了。
也是在那一年，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沉船事件。
中国首富牟其中涉嫌信用证诈骗，南德集团沉没；最大的保健品公司三株陷入“八瓶三株喝死一条老汉”丑闻，销售体系崩塌；全国青年创业最知名的偶像史玉柱，被巨人大厦拉进资金链断裂的泥潭；甚至第一家广为人知的互联网公司瀛海威，也濒临瓦解的边缘。
其中还有一个，是我非常熟悉的胡志标。
他的爱多是当年中央电视台的标王。一年前，爱多在杭州举办经销商大会，我受邀参加。一千多人的大会场，当27岁、瘦得像竹竿的胡志标披着一件宽大的西装摇摇晃晃出现的时候，有人高喊，“胡总到！”所有人轰地站起，欢呼鼓掌，那个场景实在热血得令人难忘。
1998年，爱多销售下滑，两个创始人矛盾激化，很快陷入百劫不返的绝境。
那是中国民营企业界第一次发生集体性的崩溃危机，所有人猝不及防。
我懵懵懂懂地写了一篇文章——《中国企业界的泰坦尼克现象》。它先是发在南方的一家财经周报上，很快被无数的报纸转载。
第一个找到我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楼贤俊，他建议我：“能不能把它写成一本书？”
就这样，我找到了一个值得猎杀的“大侠”。
《大败局》写完，是2000年底了。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收集资料，实地调研，并尽可能地走访相关当事人。
它的起印量是一万册，参加了2001年1月的北京书市，当场就预订一空，接着，每个月都有重印的消息传来。楼贤俊和我的责任编辑丁瑞娟商定，每加印一万册，大家就喝一场酒。后来实在喝不过来了，就两万册喝一场，还是不行，就五万册喝一场。我这辈子喝得最多的酒，都是因为《大败局》。
然后有媒体来采访，问，该怎么在报道中称呼你呢？记者、作家，好像都不太对。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的许知远想出了两个称呼，“要么是财经作家，要么是商业作家”。后来，就这样混着用了。
所有的青春，大概都是如此兵荒马乱。
2004年，我告别体制，创办了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，也是那一年，中国再度发生经济危机，又相继倒下了一批著名的企业，德隆、健力宝、华晨、科龙、三九、顺驰……我用两年时间，写出了《大败局2》。
那一次去调研健力宝案。接待我的是一位副总裁，我们约在广州的一间茶楼，他指着对面的一栋医院大楼对我说，李经纬就住在十一层的病房里，有规定，他不能来见你，有什么，你都可以问我。
我仿佛能看到遥远玻璃后的那双充血而不忿的眼睛。李经纬至死未见任何访客，据说他的病床枕头下一直压着一本《大败局2》。
我对中国商业的所有理解，都应该感谢这些不屈的失意者。
《大败局》出版近二十年，印了两百多万册，直到2018年，我还领到了12万册加印的版税。
我有时候会想，那些80后、90后的年轻人，为什么到今天还去读那些发生在二十年、十多年前的故事？
答案可能只有一个：所有青春的残酷都是一样的。成功各有各的机缘，而失败则有更多的共同性。所以，成功难以复制，失败或可避免。
马云曾经说过一段话，大意是，“失败的道理都差不多，就是这么四五个很愚蠢的决定，但是每个人都以为这个错误别人会犯，我怎么会犯。但是你一定会犯，即使提醒过你，你还是会犯。”
任正非的观点，大体相同：“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，对成功视而不见，也没有什么荣誉感、自豪感，有的是危机感，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。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，怎样才能活下去，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。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，大家要准备迎接，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，这是历史规律。”
失败如同死亡，是一定会到来的，对失败的敬畏，构成了创业者们“向死而生”的勇气。
